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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 | 切莫把镜像当作真实
【资料图】
“局外人”这一因阿尔贝·加缪而广泛传播的概念,在鲍德里亚和纪尧姆的讨论中变幻为“他异性”,即不属于共同体那一部分的社会功能。他异性可以存在于青少年的特立独行中,可以存在于心理医师与患者的匿名对话中,也可以存在于本国人和异乡人之间的交流中。《他异性的形象》([法]让·鲍德里亚 [法]马克·纪尧姆著,鲍锡静、苏振源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11)引领我们思考我们自身的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社会的关系、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原文 :《切莫把镜像当作真实》
作者 |[法]让·鲍德里亚 [法]马克·纪尧姆著,鲍锡静、苏振源译
图片 |网络
匿名是如何被引入的
两个很亲密的人之间的面对面、身体对身体,人们称之为一种真正的、绝对的沟通。实际上,如果二者之间一切都被分享、一切都是共有的,那就再也没有沟通了,沟通在一种太深的亲密中消失了。这里有一个经典的疑难:沟通所追求的东西也正是使沟通消失的东西。科技进步将沟通从现实中去除,使之幽灵化,这让沟通更复杂、更丰富,又随处蔓延,这点不足为奇。幽灵般的沟通可能实现理想化的沟通:增加距离设置。这让我们对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更加明白了:匿名与失范之间的关系。
从传统沟通出发以观察匿名是如何被引入的。这是完全一具身体的共同出场来鉴别的沟通。显然,通过信件或电话的沟通中,身体是缺席的,但在一个拒绝混乱的社会里,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严格遵守鉴别仪式,这仪式甚至已经被仿制到面对面沟通上。写信要有一个寄信人和一个身份明确(鉴别过的)的收信人。会有一些规则,一些甚至不太流畅的礼貌惯用语。这种传统的书写沟通因此完全服从于强势文化表象的受限结局。
书籍或者报纸早已引入了匿名,或者说单边的匿名,因为这里的收信人不再能被鉴别。这种辐射沟通的形式下,匿名的、未知的、沉默的读者是大众的代表,是所谓公众观点的代表,确切来说,这种不被公开的观点,在社会沟通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且全新的地位。随着广播、电视、电影的诞生,这种辐射沟通的形式将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下,发射器(信息发送者)似乎被很好地鉴别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在播音室或相机前的人,我们只认得他们的声音或脸。他们也处于一个幽灵般的位置。这些辐射的媒体已然加快了文化的改变,加快了极其片面的沟通的接受。
二十年来,未被曲解化、枯燥化的科技潜力催生了新的实践,或者说旧实践的新状态。“民用频段”、电话“网”都曾是沟通中全新之物的不连贯的、不重要的征候,而这种沟通是在法国计算机领域中突然发展起来的。人们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陌生人轻声对陌生人说着话、互吐心事、创造着角色与故事,在这里匿名是规则。事实上,那不能算绝对的匿名,倒不如说是异语同义词或笔名。这是一种约定,有时用很有意义的笔名代替绝对的匿名,正是这种全新的约定得以中止日常礼貌的老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可以说匿名正在面向某种失范的形式,因为某种亏蔽致使礼貌的日常规则正在消失。可能更普遍看来,这种匿名正开始一种中断,这一中断将让主体不仅与自我感受,而且与社会环境甚至与整个现实分隔开来。
匿名是一个象征装置
将匿名化约为想象的自由或许是个错误。诚然,越少的鉴别允许越多的违犯;一些不可见的网络最终只是削弱了对共同体社会的控制。这是一个象征装置,它不仅允许主体来分离世界,而且也让其肯定自己永远对抗的世界。一边分离,一边肯定。
例如,匿名可以是再造和再现某个身份的手段。在社会冲突时期,一些大的国民企业里,职工选择匿名的媒介来逐个车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一种匿名的联结首先允许拉开距离,必要时让工会失去信誉。匿名实在是一位能够创造与建立一片空地的象征装置。从这个角度看来,匿名实现了规避制度满溢之处,并且如果条件良好的话,会出现一位新的重要公众角色。为了避免在行动前说出自己的名字,为了让每人参照自己与他者,自由下定决心,这一行动让发言人与等级中的被遗弃者拥有一个身份,也拥有一个在规范和工会运动之外的公共计划。这一具有创造性匿名的过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
更常见的,匿名是这样一个装置,它使得我们建构起如此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社会化的、功利主义的,因此部分是非人道的,同时它又是必然且宿命般的(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隐秘的、激情的、人道的,同时它既微不足道又必不可少。肯定这两个世界是对每个个体的挑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两个世界无法类比:它们不仅彼此相差甚远,而且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日常挑战,人们更习惯逃避或密谋,而非对抗,正因如此,我们拥有许多类型的摆渡人。首先是那些我们有时向之吐露困难的亲近之人(父母、朋友),但相反,也有那些局外人(我们回到西美尔提到的这一角色)。局外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可能是偶然碰到的局外人,也可能是“专业的”局外人。专业摆渡人的典型形象是医生或精神分析医师,这些人便是F. 佩里埃(F. Perrier)命名的“他异性的公务员”。事实上,多变的匿名在此处披上了职业机密的外衣,被法律或伦理所保障。
如今用来沟通(以及用来转换)的机器衍生出一些不固定的网络,彼此陌生的人幽灵般地相聚于此,有时处于这种摆渡人的角色(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并非他们唯一的角色)。他们可以借助彼此入门身份游戏,或者说身份与主体间性的伪装游戏。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能是探索话语自由的冒险,这种话语被一切外在控制的要求所剥夺,一种在谎言与真实中摇晃,将现实与虚幻混淆的不负责任的话语。这种情况下,追寻的不再是对他者的探索,而是对他者角色,以及我反之可采用的角色效果。这种伪装只出现在一种纯粹的模仿中:“我”使得自己看起来成了他者。
我感觉这种肤浅无害的表象游戏如同陷阱般对游戏者打开。即使幽灵式的交流不会使人受到任何约束,但由于它被剥夺了真实性,甚至支持某种自身的缺席,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真实效果。这种言语不负责任,经常逆退,被抹杀,这种幽灵般的交流以潜意识的话语形式使他者在主体中出现。他可以是主体事实、他异性突现的精神助产术,却是一种来自主体本身但是失真源头的他异性的突现。这种情况下,幽灵般的沟通与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某些过程相距不远。例如,巴林特(Balint)报告说:他的一位女患者是“言语磨机”,直到医生在信中对她所讲主题做了无关痛痒的赞美而改变了她的沟通状态。如今的“言语机器”会引起相同的震荡过程。这些机器给语言以游戏,也因此允许各种各样的游戏,其中只有他者唤起的在场充当了自我揭露的借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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